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3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当地汉越两族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从而为存在95年的南越国奠下基石。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今广州市）。

赵佗被东方大国的开国领袖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他也是中原王朝开发岭南的第一人。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创立了“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以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赵佗从公元前219年作为秦始皇平定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公元前137年（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去世，一共参与治理岭南81年。其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东汉末末期。灵恒二帝昏庸无道，世家大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替这些世家大族充当佃户维持生计，朝廷的腐败，世家大族地主豪强的压迫，再加上接二连三的天灾汉透顶任宦官，逼得普通百姓了无生计难以生存。纷纷杀官起义。最后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天下动荡各路诸侯借机拥兵自立，一年后，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也被破坏无疑。朝堂之上皇亲国戚和宦官把持朝政，各路诸侯相互征伐，天下动荡，民不聊生。东汉王朝从此进入了黑暗的三国时期。黄巾起义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

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黄巾起义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朝廷将军权下放至地方，使得黄巾起义的浪潮无法快速蔓延至全国，虽然暂时延缓了东汉覆亡的危机。但是也为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拥兵自重，致使东汉名存实亡之势也成为了不可挽回之局面，最终导致三国鼎足立，国家分裂，平民百姓遭受战乱而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军阀相互征战，你来我往，一部三国史并不如同《三国演义》里所说的那样是一部英雄史，而是一部广大平民百姓的血泪史，一部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艰难求生的黑暗史。有史记载，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一统天下，三国时代的终结。中原地区的人口下降了近九成。甚至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

借助这样社会动荡的乱局，世家大族依附曹魏、蜀汉、东吴割据政权，大肆扩大家族势力对各个国家政权的影响力。这些世家大族勾结各路诸侯，积极参与各路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混战。而且这些拥有深厚底蕴的世家大族，通常还会向各个不同，甚至是互为敌对的势力输送子弟人才。用各种无不用其所极的各种计谋，帮助这些割据势力收割对手的社会基础，广大普通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的局面。在这其中：诸葛孔明家族中，就分别有三人在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政权中身居要职。其中诸葛亮任蜀汉丞相，长兄诸葛瑾为孙吴重臣。族弟诸葛诞在曹魏官至征东大将军。三方取势方能维护家族兴旺已然成为了这些士族求存于世的基本法则。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豪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不但没有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操亡后，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门阀士族”指以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从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士族享有特权，把持政权，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门阀政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

东汉末期，汝州、颍川两郡也是当时士族集聚的地方。汝州四世三公的袁氏（袁绍、袁术所在家族），颍川荀氏也都是汉晋时期的主要士族之一。当时有"汝颍多奇士"之说，所谓汝，就是汝南郡，而颍则代表着颍川郡，虽然比不上汝州袁氏一样的声名显赫，颍川荀氏则是颍川